资料图：斯坦福大学校园。
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曝出牵涉中国学生而持续发酵。关于650万美元送女进斯坦福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当事人母亲通过律师回应称女儿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后，才在大学申请顾问威廉·辛格建议下通过其基金会向斯坦福捐款650万美元，自己是受人误导。言下之意是，捐款的性质与许多富裕家长公开向著名大学慈善捐款的情况一样，并非网络上流传的“贿赂”。此次事件到底真相如何还有待调查公布，但“捐款”与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再次引发关注。
了解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人都知道，在美国上大学有两个“门”，“正门”和“后门”。对很多穷人和中产阶级来说，想进常青藤名校不仅要在SAT上取得好成绩，而且要在高中四年里名列前茅，还要抽空发展兴趣特长，参加课外活动，向招生官展示“有创造力、领导力、热情、正直、诚信、耐心、自信、勤于思考”等品质，这就是所谓“正门”。而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来说，则多了两个“后门”。一个叫“传承录取”，指的是凭借校友子女的身份可以提高录取比例；另一个叫“发展性录取”，就是学生家长肯自掏腰包给学校建个图书馆或盖个教学楼，也可以被录取。
美国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和自筹，这两年联邦政府赤字高企，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教育经费，就算是顶尖高校也要自己承担一半以上的经费。既然有豪掷千金的富豪乐意给学校作贡献，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得来的钱既可以改善教学环境、提升教学质量，也可以给贫困的优秀学生发奖学金，所以很多美国人都默认这种“后门”存在的合理性，毕竟有这种财力的人在美国占不到0.1%。但坏就坏在，一些人想走这个“后门”，但又没法像莱斯利·卫克斯奈那样有能力捐赠56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换取4个子女的入学机会，只好花点小钱砸出个“侧门”，找人代考或篡改考试答案，让子女获得更高的ACT或SAT成绩；或是贿赂大学教练伪造运动员简历。就这样，如威廉·辛格等人，打着“大学入学咨询公司”旗号、行造假作弊之实的灰色产业链红火了起来。
说到底，无论是寒门子弟争先恐后抢的“前门”，特权富豪和校友子弟的“后门”，还是明星高管的“侧门”，美国家庭对于名校的热衷反映的是优质高等教育在社会权力、财富的再生产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70%的哈佛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0%的家庭，其中15.4%来自前1%，而家庭收入处于后20%的学生仅占3%。可以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使是出身于后20%家庭的学生实现阶层的跃升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新贵”之后，为了延续自身的财富和地位，也会想尽办法将子女送入私立名校，请私人辅导。
精英教育是稀缺资源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正因其稀缺在竞争规则上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华东政法大学高教所助理研究员万圆表示，一直以来，美国高校的招生录取制度试图将学术能力、经济利益、文化传统与政治正确融合在一起。为了兼顾学生来源的多样性，招考官在审阅申请材料时会综合考虑学生的性别、族裔、居住地和家庭支付能力等等，试图以严格的配比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但事实证明，对校友和富豪子弟的偏爱，让一些学术能力更强的“寒门学子”难以得到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当高等教育完全沦为富人的游戏时，势必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最终也将对社会公正造成损伤。（海外网评论员 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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