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青年党员在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编者按】
5月4日，五四运动迎来100周年。虽历经100年的风雨沧桑，但“五四”的青春呐喊穿越世纪风云，永远回荡于当代中国昂扬奋进的历史新征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为弘扬五四精神，海外网—中国论坛网以“回望1919”为主题推出系列解读文章，阐释五四精神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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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以更长远的大历史角度,以更广阔的现代化视野审视这一“重大事件”——这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五四运动推动了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而这种转型也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必需和必经的。因此五四运动在推动这“三个转型”中体现出了自身的积极意义。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政治转型”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的旧梦，面对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上看，农耕时代的传统中国需要直面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上看，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需要直面新兴资产阶级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在世界文明与文化的竞争上，东亚文明与儒家文化需要直面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冲击。而逐渐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实现绝地反击，跟上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避免被开除“球籍”，必须完成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而在民族国家的生存都已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激进革命推进“政治转型”，实现“救亡图存”就成了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轮番登场，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好几个革命阶段，都没有能够实现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直至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艰辛探索，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转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每个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都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借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要实现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必须借助思想观念的转变。而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所赖以统治的思想观念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故而五四运动前期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才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等口号，选择了以进化论、契约论以及“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尽管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显得有些激进，但对于当时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民族，传统思想观念的礼仪、秩序、和合等等，显然是一种奢望。何况不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观念进行“扬弃”，也难以为推翻封建“秩序”的“革命”正名。因此，新文化运动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策略，对推动中国的思想革命，乃至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转型”，都具有时代意义。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1939年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即强调，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过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更逐渐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当时的先进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播下了思想火种。时至今日，五四运动所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文化转型”的硕果，在今天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转型”
“政治转型”可以较为迅速地实现政权更迭和制度革新，“文化转型”也可以较为迅速地实现思想革命和观念更新，但根本目的还是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整个社会的转型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撑。五四运动之前的各种探索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只走“上层路线”，寄托于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思想转换，其结果只能带来“换汤不换药”的悲剧，导致“推翻一个皇帝又新来一个皇帝”的“历史周期律”不断在中国上演，迟滞了农耕时代的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脚步。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提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只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打破传统社会简单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实现“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变迁”。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评价“英国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所说：“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因为“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不仅走上层路线，推动政权更迭，而且深入到基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中国的制度革新；不仅“破旧立新”、扬弃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而且接受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指引，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社会的旧有生产关系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经济基础”层面的根本变革，从而为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转型”铺平了道路。
总之，100年来，五四运动与中国人民在其前后为救亡图存、独立自由、发展复兴所发起的历次革命运动一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三大转型”的重要历史动因。其所形成的五四精神，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大精神支柱。在新时代，青年运动的主题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应当秉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实现自己有价值的人生。
（孙应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海外网-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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