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城市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欧洲模式、欧洲经验是城市历史叙事的中心，而关于中国城市的历史叙事往往被边缘化。其实，中国的城市发展无论从规模化、体系化上看，还是从持续性上看，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我们要努力构建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书写中国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
在城市史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习惯于以欧洲城市发展为“理想类型”去衡量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凡与欧洲城市发展模式相悖者皆为“反常”或“偏离”。这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不科学。人类文明史表明，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因地而异、道路不一、形态多样。因此，仅仅依据欧洲城市的历史叙事来总结概括世界城市的历史全貌，进而形成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显然缺乏客观性与全面性。构建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应破除西方学者的学术成见，以更加宏大宽广的视野、客观科学的立场全面研究城市起源、发展、转型、变革的过程，重新审视中国城市及其他东方城市在世界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角色，将中国城市发展置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作长时段的全面考察。
中国城市发展有几千年历史，中华大地是城市发展绵延时间最长、发展进程最为连贯完整的历史舞台。虽然在不同时期，城址的选定、城市的空间分布与职能结构时有变动，但整体上构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连续性的城市发展谱系。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盛大气象塑造出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这样规制宏大的帝都皇城、通都大邑；南北交融、东西互动所形成的覆盖九州、辐射四海的商业活动孕育出苏州、扬州、广州、泉州、汉口、佛山等为数众多的商业都会。它们的规模、功能、影响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发展历程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个完整样本，为我们深入揭示城市变迁的机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素材。
如果说中国城市发展以其绵长、连贯、系统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完整样本，那么，中国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关于城市的典籍文献则为我们书写中国城市史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从《周礼·考工记》《史记·货殖列传》到《汉书·地理志》；从《洛阳伽蓝记》《三辅黄图》《雍录》到《唐两京城坊考》《宋东京考》；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到《历代宅京记》《汉口丛谈》，以“城邑”“市镇”为记述对象的典籍文献代有所出、系统连贯。唐宋以后，各朝《会要》均设“都邑”类目，大型史志类书《通志》设有“都邑”专题。极为丰富的城市史专题文献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城市史、构建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足中华文明、植根中国历史，将中国城市的发展演变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时空，我们可以全面系统地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入考察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政治格局变化、经济地理格局变迁、人文传统变革与城市发展的关联。这些基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城市叙事将书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城市发展史，构建起城市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人民日报》（2019年04月01日09版 周德钧 王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