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傅立民 资料图片 图②：伊玛纳利耶夫·穆拉特别克 本报记者 周翰博摄 图③：多米尼克·德海耶 本报记者 任彦摄 图④：雅·冈巴特尔 资料图片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经济奇迹来自于人民的创造力
傅立民
1979年8月底到9月初，我到访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一个周六，我散步走到南池子和长安街的拐角处，看到有人在卖汤面。我喜欢吃汤面，当即就买了一碗。我问卖面的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说：“我是个体户。”个体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那位“个体户”接着解释说：“我自己就是单位。”我当时就意识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真正得到执行，一场革命正在中国开启。
回到华盛顿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次年2月，许多美国政府代表和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会上，我对大家说“中国马上就要开始腾飞了”，但没有人认同这一点。回到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后，我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就叫《2000年的中国》。今天，回首过去这40年，我当时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低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人在最初就预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我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长达近两个世纪。我的一位先辈曾为孙中山先生工作，另一位先辈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了最早的社会学科。上世纪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但我不想成为律师，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当时美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如果自己能够成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将非常有意义。
1969年，我开始学中文，当时班上只有两名同学。后来我陆续学习了闽南话、客家话和宁波话。我学中文时，约有3年时间全家人在一起时都不说英语，我的小儿子一度都不会说英语，也不喜欢西餐。现在，我的8个孙辈中有4个会说汉语。
过去几十年间，我一直观察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曾于1981—1984年间在北京亲身感受这场变革。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又一次解放，整个国家仿佛进入了彩色世界。这不只是因为人们的穿着变了，更是因为出现了思想意识的解放，社会活力、人民想象力的“阀门”都被打开了。当我走进公园，人们会主动和我聊天，很多人想练习英语。各种各样的商场开始在北京出现，有的还是私营的。整个中国都开始向外看。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经济奇迹来自于人民的创造力。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为改善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比如，“实事求是”“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等。尼克松访华时，我作为翻译遇到过很多难题，一个原因是当时汉语中的外交词汇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现在，这个问题早已不再突出，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保持向外看，与世界交流、互相学习，吸收了国外大量先进的社会科学成果。
退休后，我每6个月写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关注中国最新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让美国消费者和工人都从中受益。由于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方，美国经济也获得更多机遇。在文化层面，改革开放使美中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和游客人数大大上升。因为同中国的交往，美国公众对世界的认知有了提升。因此，美国需要继续对中国保持开放，“关上门”是一个错误选择。经济学的要义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把门关上。
长期来看，美中必须学会共同相处。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美中两国曾经历过各种关系，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更务实、更成熟的关系。美国需要停止幻想中国有一天会突然变得不是中国。中国人将继续是中国人，正如美国人将继续是美国人。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未来将继续对外打开大门。今天，有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走开放之路的世界意义更加突出。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驻华公使，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报驻美国记者胡泽曦采访整理）
新疆的面貌是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伊玛纳利耶夫·穆拉特别克
1988年的一个傍晚，我乘坐“伊尔—96”型客机飞抵乌鲁木齐的机场。由于没有空调，候机楼就像一个蒸笼。随后，一辆苏联“伏尔加”轿车载着我沿着坑坑洼洼的城市公路，前往昆仑宾馆。仿佛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汽车终于停在一座8层老建筑前。进入夜晚，城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亮光。
在喀什的巴扎，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塑料棚顶和仿佛历经百年沧桑的夯土墙。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缩影，底子很薄。可以想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克服了多少困难，才一步步在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全面铺开，并逐渐改变了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面貌。
如今，中国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稳步迈进。社会发展计划逐渐变为现实，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莘莘学子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城市越来越漂亮，民众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足，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0年，我再次来到喀什。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大型商场和俱乐部随处可见。花花绿绿的塑料棚子和古老的夯土墙都去哪了？这座城市的巨变让我浮想联翩。
2018年，我再次来到乌鲁木齐，我乘坐的航班舒适平稳。舷窗外是一座大型机场。进入候机楼，凉爽宜人的气息扑面而来，竟听不到空调的噪音。多条行李传送带同时工作，放眼望去，不仅有来自中亚各国的航班，还有来自吉隆坡、伊斯兰堡、迪拜、莫斯科等其他国家城市的航班，场面格外壮观。
走出机场，是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各种品牌和型号的汽车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很快就抵达酒店。这里的服务员会讲流利的外语。房间里电视、网络、国际长途应有尽有。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大街上，立刻就被各色店铺以及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包围。电影院、大型超市、健身房尽显国际大都市的风范；而精致的街心花园、林荫小道、休闲广场，又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姑娘们的打扮靓丽时尚，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的标配，购物、乘车甚至办公都能在这个小玩意上完成。我的当地朋友们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公寓，大部分人买了汽车，不少人家还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在人们脸上总能看见幸福的微笑。
近年来，汉语中的新词不断增加。要听懂中国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词汇量的扩充是新事物不断涌现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影响力的缩影。中国人的话语中透着自豪与自信。的确，历史悠久的中国拥有灿烂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富强起来的中国正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是推动世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新疆的面貌焕然一新，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从1978年到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提升至超过82万亿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值得世界学习，中国快速健康发展的经验值得推广。
改革开放让中国和中国人民富强起来，“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让全世界看到了共同繁荣的希望。
（作者为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本报驻哈萨克斯坦记者周翰博采访整理）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多米尼克·德海耶
可以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谁能想到过去40年里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
1974年，28岁的我被瑞士外交部派往瑞士驻华大使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当时的中国非常封闭，外界知之甚少。对我而言，中国不但遥远，而且神秘。
我还记得第一天在北京工作的情形。同事带我参观了使馆各处，让我对使馆工作有了基本了解，然后带我到财务室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那是一沓当时最大面值的10元人民币，总共有20张，这些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北京居民半年的工资。那时的中国还很贫穷，物资供应非常紧张。
1984年，我重返北京，开始了我在瑞士驻华大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和几年前相比，中国各领域都有了可喜的变化。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农贸市场随处可见，从前国营商店门前长长的队伍消失了，农产品数量丰富，品种多样，以前很少见到的蔬菜水果等，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由于中国大力吸引外资，现代化的宾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外国人也多了起来，人们穿着的服装不再是“蓝色的海洋”，款式和色彩都更加丰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处处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氛围。
1995年，我第三次到瑞士驻华大使馆工作。我先是出任文化参赞，1999年又被任命为瑞士驻华大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全面显现，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惊讶不已。
有一次，我到北京城南的一家餐馆吃饭，我惊讶地看到，餐馆外停放着很多汽车，就和欧洲很多餐馆外看到的一样。我好奇地问一位中国朋友：“这些小车都归谁所有？”他告诉我，这些车都属于个人所有。当时，我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只能感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真是太快了。
我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6年。这些年来，我游历过中国很多地方，广泛接触了来自中国社会各界的人士。同中国朋友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成为我记忆中最闪亮的片段。由于时空的阻隔，我和他们并不能经常见面。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感情经受得住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令人惊叹。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我有幸见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历程。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阐述的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
（作者为瑞士前驻华大使，本报记者任彦采访整理）
中国改革开放给蒙古国带来了机遇
雅·冈巴特尔
1978年9月，我进入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学习。那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转眼40年过去了，我的个人经历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相吻合。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成功选择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先在蒙古国立大学当中文老师，此后分别在蒙古国对外贸易部、海关、对外关系部等部门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从2001年至2011年，我分别在蒙古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驻呼和浩特总领馆工作。我因为出差或旅游去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和40年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蒙中两国开始启动留学生交流活动。当时蒙古国去中国留学和进修的名额很少。1986年我有幸成为蒙古国去中国辽宁大学进修中文的6名学生之一。记得那是1986年9月，我乘坐乌兰巴托至北京的国际列车，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好奇。到北京后又转乘去沈阳的火车，第三天终于到达了沈阳，就此开始了我在辽宁大学一年的学习生活。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辽宁大学食堂的伙食，既好吃又便宜。一个馒头5分钱，一份炒饭8分钱，一顿饭几毛钱就够了。记得那个年代中国还在使用粮票购买米面，作为外国人我对此感到很好奇。
1990年蒙古国进入市场转型期，经济状况急剧下滑，食品等日常生活产品短缺，民众往往有钱却买不到蔬菜、水果、面包等生活必需品。此时，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却充满活力，中国的食品、日用品等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蒙古国市场，蒙古国很快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给蒙古国发展带来了机遇。
如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蒙中两国人文交流得到了长足发展，到中国的蒙古国留学生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留学的蒙古国学生超过1万人。按人口比例算，蒙古国留学生排在世界各国在华留学生的前列。
我的子女与中国也很有缘，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2001年至2009年我在蒙古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我的女儿和儿子有机会在北京芳草地小学和北京五十五中学学习，为他们今后熟练掌握汉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的女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回国后曾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工作。我的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航空专业，现在已经成为蒙古国航空公司一名工程师。我为子女们的成长感到高兴，也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作者为蒙古国对外关系部参赞，本报驻蒙古国记者霍文采访整理）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4日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