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舆论场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难度，因此中国在对日关系方面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比如，《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刊文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40年来少有的缓和良机，但中日“协作的良机”是由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带来的，这是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构建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这一说法认为，中日关系完全受制于中美关系影响。而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中日关系完全受制于中美关系的观点并无新意。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中写道：“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1971年—1972年中美接近的结果。”根据时间判断，中美关系确实影响中日关系。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9月下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必须指出，1970年的国际局势已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对中国非常有利。1970年10月，加拿大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1月，意大利和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截止至1970年年底，已有57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建议：“以欧洲为重点，以中东为咽喉，以亚洲为侧翼”，不再奉行反华政策，着手改善中美关系。
同时，由于尼克松没有遵守此前和日本时任首相佐藤荣作的约定，将访华决定知会日本，令日本极度不满。佐藤荣作也受其影响而下台。田中角荣在当选首相后审时度势，迅速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换言之，是由于中国外交的成功和美日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就现实而言，中日关系的转圜始于2015年。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之后，中日关系出现缓和的态势。此外，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全国旅行业协会会长二阶俊博时指出，“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和世界有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继续付出不懈努力。”2017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中日关系总体延续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势头”。从时间上看，中日关系的转圜并非发生在中美发生贸易战期间。
此前有分析认为，应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应该汲取当年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我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日美是军事同盟国。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的打压，与美国以关税为幌子，旨在遏制中国的民族复兴的做法有质的差别。
当然，安倍晋三提出“日中关系进入协调的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贸易问题上对美特朗普政权颐指气使的做法不满。最近，特朗普宣布将扼住伊朗的命脉——石油，禁止各国同伊朗进行石油贸易。但是，日本和伊朗已经就石油贸易达成了共识。河野太郎强调，日本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凡此种种说明，“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观点似难以成立。
必须指出，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250人组成的日本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磋商和交流。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使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再起航》的署名文章，指出“中日经济互补性很强，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中，拓展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有着广阔前景，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拥有巨大潜力”。这一表态，获得了日本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据日本海关统计，2018年1至3月，中日贸易总额为764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额为3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18.5%；进口额423.53亿美元，同比增长7.0%，占日本进口总额的22.8%。日本舆论认为，中日之间或将继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后，迎来第5次经济热潮，“政冷经冷”的局面将宣告结束。
目前，由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东盟10国共16方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在进行。同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进行。虽然最终达成协议还需要各方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通商4.0时代”，中国不会成为局外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更深入，更持久。当年中美关系是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转变的，中日关系也并不是因为中美关系的转变而转变，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历史不会重演？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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